最高法执行局局长解读:民法典对强制执行的13大影响

民法典已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的编纂和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深刻指出“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确保包括民法典在内所有法律全面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对民法典的实施意义重大。在执行工作中贯彻落实民法典,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民法典核心要义,扎实做好民法典学习贯彻实施工作,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和水平,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一、民法典对执行理念的影响

 

    民法典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实体法典。民法典与民事执行息息相关。从民事权利的角度看,民法典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民事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民事执行程序最终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三者的根本目的具有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法谚曰:“强制执行是品尝法律胜利的果实”。

 

此次民法典在编撰过程中,新增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立法目的,体现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鲜明中国特色;强化了平等保护、自由意志、诚实信用等传统民法精神和原则,并与时俱进地新增了绿色原则等新原则,突出了科技性等时代特征。相应的,民事执行工作中,也要根据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于执行工作的始终,并进一步丰富既有的执行理念内涵,创设新的执行理念,不断完善执行理念体系,充分发挥执行理念对执行工作的指导作用。

 

 

(一)进一步强化依法执行理念

 

    依法执行是执行工作的首要执行理念。执行工作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依法执行的正当性,首先在于法律规定的正当性。民法典作为一部非常庞大的规则体系,许多内容与执行工作密切相关。民法典对涉执行的现行规则作出明确调整的,我们务必对相关的执行规则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法律规定的正当性。为此,人民法院应当对照民法典,开展涉执行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在民法典正式施行之前,对冲突规则提出废改立意见,确保规则的正确和统一。同时,要不断加强民法典的学习研究工作,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执行队伍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民法典及相关执行规则的能力和水平。

 

 

(二)进一步强化公正执行理念

 

    民法典第四条规定了“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平等保护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的首要内涵,平等保护是该宪法原则在民事领域的体现。执行程序中,要进一步强化公正执行理念,贯彻落实平等保护理念。要严格遵守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适用条件和法定程序,坚决杜绝超范围、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平等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产权。要畅通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等执行救济途径,平等保护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要通过执行专项行动常态化等机制,进一步强化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权益的保护,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关注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一千零四十四条和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等条款的立法精神,在涉及监护、收养、抚养等人身关系案件执行中,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抚养人等原则,更加注重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三)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进一步突出了意思自治原则,突出了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另一方面,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个人信息保护,并对人格权范围保持开放态势,进一步完善了对人格尊严的普遍尊重和全面保护,成为我国民法典的一大创举和重大特色。执行程序中,要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贯彻落实《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规定,进一步体现对执行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在保障胜诉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加尊重和保护被执行人的人格尊严。要尊重申请执行人对程序性事项的处分权,依法中止、终结执行;尊重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依法中止执行;尊重当事人的议价合意,合理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在依法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尊重被执行人有关直接变卖、自行变卖或者以查封财产融资等财产处理意愿,依法妥善推进财产处置程序,等等。要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坚持文明执法,合理选择执行时机、执行方式,不能超出民众朴素认知,在确保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下,尽可能平衡和保护被执行人的人格权。比如,在除夕、清明等重大节日或婚礼、寿宴、丧葬等特殊时点,要严格审慎采取执行措施;开展宣传时,对涉及被执行人隐私或有损被执行人人格尊严的镜头、图片作出相应的技术处理,使用规范的法律用语,避免使用“老赖”等具有贬损他人名誉含义的表述,等等。要精准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依法严格适用条件和程序,严禁滥用惩戒,伤及无辜;适当设置宽限期,给予被执行人自救和修复机会,依法及时删除失信信息,并积极探索推进失信惩戒的分级分类化发展,根据被执行人失信程度的不同分别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防止过度惩戒,损害被执行人的名誉权。要进一步强化执行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保密义务,通过升级案件系统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保护当事人的身份、住址、电话、行踪等个人信息,确保民法典总则和人格编关于保护个人信息条款落到实处;严禁公布、曝光与实现执行目的无关的当事人信息,对于违规泄密或者不当使用当事人个人信息的,要依法严肃处理。要合理把握执行创新和被执行人人格保护的边界,在探索失信彩铃、手机定位、限制驾驶非营运小汽车等争议举措前,要开展必要论证,听取多方意见,既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执行效率效果,又要严守法律底线、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避免执行权的肆意扩张,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树立绿色执行理念

 

    民法典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色原则”新增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执行程序中,要树立绿色执行理念,提高司法资源、社会资源等各类资源的效用,保护生态环境。要进一步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建立健全集约化查封和财产处置等繁简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以适度的司法资源,努力实现最好的执行效果。要进一步加强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建设,强化异地法院协作,加大网上事项委托办理力度,加强与EMS等社会组织合作,推进异地网络送达业务,减少异地出差、异地执行、异地送达,让执行人员少跑腿、让电子信息多跑路,推行低碳绿色执行。要进一步推广网络申请执行、网络信访投诉、网络执行公开、网络留言互动等做法,不断拓展便民诉讼服务范围,让当事人更便利地获得执行司法服务,节约当事人的成本和精力。要进一步加强对民法典新增生态破坏责任等相关内容的执行方法研究,加大执行力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五)树立科技执行理念

 

    民法典在第五章民事权利部分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在合同编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电子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在侵权编规定了利用互联网侵权的相关责任,积极回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程序中,要树立科技执行理念,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利用科学技术,提升执行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网络侵权等新型财产、新型责任执行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确保民法典相关内容得到贯彻落实。要积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科学技术,促进科学技术与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深化对执行案件质效及其他事务的管理,强化网络查控、网络评估、网络拍卖等网络执行模式,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执行规范,不断推进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代化。

 

    二、民法典对执行规则的影响

 

    执行程序中,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相互交织,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相互交融。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涉及老百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与执行工作关系紧密。民法典调整了涉及执行工作的相关规则的,我们务必对相关执行规则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法律适用的正确性。

 

 

(一)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计算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进一步对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及不作为义务的起算期间等作了相关规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和第一百九十六条,沿袭了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2年延长为3年,并改变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计算规则,明确规定了请求停止侵权、基于物权的返还请求权等相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对人格权受侵害时相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上述规定改变了有关诉讼时效的原有规则,总体上更加体现对债权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因此,有必要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和立法精神,对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做相应调整,对申请执行期限从宽把握。

 

 

(二)关于当事人死亡时的执行主体变更问题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质言之,继承开始后,无论被继承人是否在遗嘱中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有无继承人、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都会存在遗产管理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等职责。因此,如果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死亡,在遗产分割前,遗产管理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或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遗产管理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关于查封最高额抵押财产的通知问题

 

    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时,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7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自其收到人民法院相关通知或知道财产被查封、扣押之日起确定。实践中对上述两个条款的理解不一,做法也不尽相同。

 

 

 

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三条改变了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表述,明确规定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抵押时,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根据上述规定,为充分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查封、扣押最高额抵押财产后,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及时通知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由其通知抵押权人,避免最高额抵押权人因不知道存在查封、扣押而再次产生新的债权,影响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受偿。

 

 

(四)关于案外人异议问题

 

    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的,人民法院不得执行该标的。民法典对民事权益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要件以及具体内容的修改都将对该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产生影响。比如,相比合同法,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和第七百四十五条分别对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所有权和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增加规定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求。再比如,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条对租赁合同中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增加了“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的要件,要求承租人已经按照租赁合同占有租赁物。当案外人依据上述所有权或租赁权提出案外人异议时,需要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调整审查认定的标准。

 

     三、民法典对执行制度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同样的,民法典在执行领域的有效实施,为相关民事执行制度带来不少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难题,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关于可替代行为的强制执行

 

    根据传统理论和现行执行规则,代履行通常是作为可替代行为的执行方法予以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3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该义务可由他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选定代履行人”。民法典对现行执行规则进行了调整。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一条、第一千条第二款和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均涉及债务人可替代行为义务的履行或责任承担问题,但三者规定不尽相同。根据第五百八十一条规定,所有可替代行为义务似都可以在诉讼阶段直接转化为金钱债权。根据第一千条第二款规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种特殊的可替代行为,可以通过代履行的执行方法予以执行。根据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对于修复生态环境这种特殊的可替代行为,相关主体可以不经诉讼直接自行或委托他人替代履行,随后在诉讼中要求赔偿替代履行费用。综上,民法典调整和丰富了可替代行为义务的传统执行方法,既保留了传统的执行方法,又允许当事人在诉前或诉中提前寻求救济,二者如何做好衔接配合,有待进一步实践探索。

 

 

(二)关于家事裁判的强制执行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抚养权纠纷时,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抚养权纠纷时,可能已经在尊重子女真实意愿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当抚养权人根据该裁判结果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另一方交付子女时,是否还要再次适用上述条文、再次尊重子女意愿,存在不小争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在执行程序中,对于是否符合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是由执行机构判断并径行中止执行,还是将上述问题交由审判机构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均有解释空间。

 

 

(三)关于一般保证人的强制执行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该条规定的“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的标准如何具体把握,以及所称“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到底是指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不能裁判一般保证人承担责任,还是指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执行,有待进一步明确。

 

 

(四)关于涉未成年人侵权判决的强制执行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由于该条第一款明确是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仅在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款。关于如何实现上述规定,实践中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在审判阶段只能判决监护人承担责任,在执行程序中,可以通过追加有财产的未成年人为被执行人的方式,取得对未成年人相关财产的执行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突破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审判阶段直接判决未成年人在有财产的情况下承担责任,为强制执行未成年人的财产直接提供执行依据。二者如何取舍,亟待统一。

 

 

(五)关于执行转破产

 

     民事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都是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处置以满足债权人的债权,但前者仅满足个别债权人的债权,后者满足全体债权人的债权。执行程序中有参与分配制度,可以解决多个债权人的债权受偿问题,但不能解决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受偿问题。相比较而言,破产程序更能体现对全体债权人的平等保护。而且参与分配程序只能适用于被执行人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形,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不得适用。对于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如果符合启动破产程序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执行转破产制度,在执行程序中将其转入破产程序。但是否移送破产,仍要以当事人同意为要件。由于个别当事人的利益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并不一致,这种以个别当事人同意为要件的执行转破产程序设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破产程序的启动,影响了全体债权人的平等受偿。综上,现有的规则体系,针对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分配程序和分配规则,而且,在执行转破产路径不够通畅的现状下,仅仅依靠参与分配制度,难以真正实现债权人的平等保护。为此,有必要加快推进个人破产立法,对自然人的所有债权人予以平等保护,并进一步加强调研论证,对现行分配制度和执行转破产制度进行改革。比如,可以研究在执行程序中,进一步强化职权色彩,当被执行人财产足以清偿已知所有债权时,按照查封顺位清偿普通债权,以提高执行效率,尽快实现债权人权益;当出现资不抵债等破产程序启动情形时,弱化分配制度的适用,允许依职权启动执行转破产程序,让所有普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得到平等对待。

 

 

    四、民法典对执行立法的影响

 

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牵头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对民事执行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完善,相关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民事强制执行法的起草,是民事诉讼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特色民事执行规则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民法典作为我国第一部法典,在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立法语言等方面,其所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对于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工作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价值。另一方面,民事强制执行之目的,是为当事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益。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对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及相应救济等既有实体规则进行了整合、修订和填充,必然将对强制执行立法产生影响。

 

 

 作者 | 孟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执行局局长)

 

来源 | 《人民司法》202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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